如果在復旦經濟學院院長辦公室找不到張軍，也許應該去咖啡吧碰碰運氣。

我和張軍的採訪原本約在院長辦公室，但他帶我去的是經濟學院的咖啡吧。這個咖啡吧佔據了2樓的大部分開放空間，實木桌子邊上是一排排擺滿經濟、人文類書籍的書架，馥郁的咖啡香加上淡淡的書香，很適合人放空自己。

往裏走還有一個小房間，空間不大，剛好放下一張長條實木桌子和一排書架。“怎麼樣，還不錯吧？”張軍後背靠在墊子上，整個人窩在椅子裏，看得出他對這個咖啡吧非常滿意。他說，有時候自己一天要見十幾撥人，他就坐在這個位子上，看着一撥人進來，一撥人出去。

這間咖啡吧的設立與張軍有着直接的關係。經濟學院本來沒有咖啡吧，老師們平時都關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喫飯就去食堂，缺乏可以交流的公共空間。“能不能建個咖啡吧？”經濟學院的一位校友聽說張軍的這個想法後，當即表示可以向經濟學院捐贈咖啡吧，這位校友在上海已經開了至少兩家咖啡店。巧合的是，還有一位經濟學院校友表示，可以向學院捐贈一座花園和噴泉，改善學院周邊的環境，並聘請加拿大設計師操刀設計整個花園。

有人願意爲學院建咖啡吧、噴泉、花園，對學院和師生而言，肯定是件好事，但真要做起來卻沒那麼容易。單說咖啡吧，電路、管線、上下水怎麼走？這些事情不僅和學校有關，甚至和政府有關；咖啡吧不能對外經營，只對師生開放，怎麼和學校財務對接？師生的一卡通如何能在咖啡吧使用？實物捐贈，沒有相應的制度可循怎麼辦？按照既有規定，總金額50萬元以上的項目需要招投標，如果招投標，捐贈方不認同又怎麼辦？

“我當時剛走上院長崗位，不瞭解學校這些制度和流程，只有一腔熱情，卻不知道深淺。”張軍這樣評價自己。他沒想到，一個小小的咖啡吧，涉及到學校這麼多部門。基建處、資產處、財務處、外聯處……張軍帶着他的團隊跑了個遍。不過，現在回頭來看，他認爲這不是壞事。“我需要熟悉這些部門的領導。事實上，我們現在成爲了不錯的朋友。”

花園和噴泉的捐贈項目要落地也很麻煩。因爲實物捐贈沒設招投標，方案在校長辦公會上直接被否了。張軍現在還記得，得知這個消息時他正在去北京的高鐵上。“一聽這個，我就急了，怎麼對得起校友？”回上海後，張軍趕緊去找校長，詳細解釋了原委。“校長英明。”張軍說，經過校長提議的一番再審之後，最終挽救了這個項目。

這還只是開始，工程隊施工後又發現地下埋有管網，動不得，也無法知道誰有權能移動它們。權衡再三，張軍決定更改噴泉的設計方案，縮小噴泉面積，在管網上方栽種植物。

“這個過程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回憶那段經歷，張軍邊說邊笑，“如果沒有滿腔熱血，沒有堅持，這些事都做不了，也不想做。”

這樣的張軍和我印象中的他很不一樣。張軍是當今中國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在某個網站對中國經濟學人不同階段的分類中，他被分在“第三代”，與林毅夫、周其仁、張維迎等劃入一撥。

以前我採訪張軍時，談的通常是改革、自貿區、經濟轉型和增長，但現在我的一杯拿鐵快喝完了，話題卻還在噴泉、花園和咖啡吧上。

張軍的家人、朋友、同事都注意到了這種轉變。他的好朋友、東方衛視著名主持人葉蓉在一次公開的論壇上說他變了很多，以前內斂，不太張揚，現在性格更加陽光，話也多了起來。張軍的同事私下和張軍太太說，以前張軍有些清高，不願意和人交談，現在進進出出都會和人點頭打招呼了。“其實我不是傲，只是對學術研究之外的這些爲人處事的東西不太注意罷了。”張軍這樣辯解。

張軍從小就是好學生，考上覆旦大學後也一路順遂，儘管1985年才本科畢業，但到上世紀80年代末，他已經在國內中青年學術圈中佔有一席之地，並在上世紀90年代迅速崛起。少年得志的人，通常不太注意人際關係，但現在，張軍在這方面似乎遊刃有餘。

“一場大病，是改變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的一個觸發點。”張軍的手指不自覺地敲擊着桌子。他說的這場病指的是2009年他突患的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之後他接受了弟弟的骨髓移植手術，現已完全康復。

“我開玩笑說，是不是因爲我現在的細胞是我弟弟的，我的血型也從A型變成了他的AB型，我弟弟的性格比較開放、活潑。”

細胞改變性格還有待科學進一步論證，張軍也不認爲觀念的改變是從醫院裏開始，但他承認，“健康危機毫無疑問會衝擊原有的生活觀和世界觀，當決定放慢前進速度時，你才發現會有比之前更多的時間去反思過去。過去哪有反思自己的機會呢？”

回想以前的生活，張軍感覺像是在參加錦標賽，唯有到達終點纔有意義，拿下冠軍纔有價值，但他現在發現，“目標對我來說不重要了，每一步都對我有意義。”

我注意到在張軍回覆的電子郵件的簽名檔裏有這麼一句話：there is no way to happiness, happiness is the way。“過去總是認爲彼岸纔有幸福，一定要到了彼岸才能獲得幸福，現在知道幸福是沒有彼岸的，幸福在通往彼岸的路上。”在採訪中，張軍這樣解釋了他對這句英文的理解。

在出院康復期間，張軍重拾了荒廢了40年的素描。之前忙碌的工作讓他差點忘了，自己在小學和中學時期喜歡畫畫。在他2015年出版的《被誤讀的中國經濟》一書中，作者簡介一欄中有這樣長長的一段話：“喜愛強調形式美的西方繪畫和建築藝術。對書法（左右筆）和珠算有一定的訓練。大學時期就格外關注自然科學家的工作和個人佚事。喜歡欣賞攝影、雕塑、建築作品和古典音樂。中學期間吹過笛子，動手做過雕塑，刻制過機械模型。對旅遊和戶外運動興趣大增。愛修建草坪和花園，更愛家庭。”

“雖然我的體力不如從前，但我現在追求的狀態是要做到‘心不累’。”張軍說，心累來自於持續的壓力，要做到內心平衡，需要努力做到無視壓力，拋棄煩心事，着眼大處，儘量規避過於追求細節。

這樣的心態直接影響到他看問題的角度和學術研究。在康復期間，受他的好友張力奮之邀，張軍爲FT中文網開了一個專欄，定期寫一些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他還應邀爲Project Syndicate寫英文專欄。有不少人跟他反映，他病了以後寫的文章和以前的不太一樣了，站的更高了。“他們說我以前的文章勢不夠，現在有勢了。”

改變也體現在行政工作中，以前張軍不能容忍的瑣碎雜事和看不慣的人和事，現在能包容了。“要始終提醒自己，工作中必須要看到每個人的長處，從大處着眼，這樣才能共同推動學院工作的發展。”

幾年前，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曾經對他做過一次專訪，當時他提到，如果有時光機，他願意回到2009年之前。但這次，當我讓他給2015年以後的生活打分時，他亮出了一個高分：9分。這個分數甚至超過了他對之前生活的打分。

張軍就讀復旦大學本科時舊照

張軍在復旦大學讀書期間與老師尹伯成合影

1990年張軍在倫敦經濟學院國際暑期學院學習

張軍家中掛着的他爲太太畫的素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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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當院長的“小目標”：“經濟學院要實現無痛的轉型”

上觀新聞：既然生過一場大病，爲什麼還要接手院長這個職務？現在的工作強度對身體有影響嗎？

張軍：我在2009年住院，做了骨髓移植，現在已經治癒。不過那時候我接受組織上的這個任命還是挺有勇氣的。那麼多人提醒我做了院長會對身體有什麼什麼的影響，現在看來還好，我能把握得當。工作強度雖然增加了，但工作的性質改變了。

我現在每天都在我的時間組合中尋找平衡，除了行政工作，我還要指導碩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也有合作中的研究，還要聽講座，出席國際國內的一些重要會議，我需要在各種類型的工作組合中尋找平衡，這樣才能做到“忙得不亦樂乎”。用數學上最優化原理的語言，過去我只做研究，那時候的最優解是個“角落解”，現在我的最優解是個“角內解”，哈哈哈。

上觀新聞：您擔任經濟學院院長後，經濟學院很多新動作，包括校友捐款、成立全球校友會等，爲什麼會把校友作爲學院建設的一個抓手？

張軍：你知道，國內的老牌經濟學院有一個共同的問題，負擔重，人員老化，體制落後，國際化步子慢，雖然還是可以喫老本很多年，但已經無法面對新興學院和國際對手的競爭。從財務上說，一個學院如果今天還主要依賴學校下撥的基本運行和發展經費，那發展速度就會受到制約。

比照與一流大學和學科的差距，我們要發展、要轉型的東西太多了，人才結構要更新，培養研究生的方式要改變、科研的質量和水平要提升，硬件和軟件的基礎設施要現代化，國際化水平要提高，甚至行政後勤要做到有效率，能用雙語工作。這些都需要很大的投入纔行。

我也很清楚一個學院在現有的體制下能做什麼。我們不能推倒重來吧？只能在增量中發展，通過增量的擴大來逐步優化結構和實現向更高階段的發展。所以，我認定經濟學院要實現無痛的轉型，需要尋找到一個突破口，能否更多依賴社會資源這一增量來發展自己？這是我一開始就想到的問題，就是能否要盤活經濟學院可能是最重要的外部資產？什麼是我們的外部資源？除了從政府支持的項目中獲得支持，可能最大的外部資源就是我們的校友資源。

我首先要知道我們到底有多少校友，但是沒有一個很好的數據庫，也沒人說得清。所以我上任後成立的第一個行政辦公室就是校友服務中心，這個中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校友數據庫。有意思的是，後來我們是在校友的技術支持之下建了這個數據庫。統計發現，學院在冊的校友，超過4萬6千人。

我跟學院班子商量，我們一定要成立自己的校友會，而且我的口氣還很大，要成立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全球校友會。這個想法得到了黨政班子的支持，也得到學校的首肯。在2015年10月我們舉行的慶祝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建院30週年的大會之後，宣佈成立了全球校友會。我們邀請了校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和泛海集團董事長盧志強擔任名譽會長。另外兩位傑出校友擔任聯席執行會長。

我們還組建了全球校友會下的地方校友聯絡處。在經濟學院全球校友會地方聯絡處首批授牌儀式上，蔣昌建先生來主持，我記得他說：“大家可不要把地方聯絡處看低了，這都是了不得的地方，第一個紐約，第二個香港，第三個法蘭克福，第四個北京，第五個深圳。”從2015年到現在，我們已經成立了28個聯絡處，接下來廈門、天津、合肥、重慶也要掛牌了。

上觀新聞：2015年泛海控股集團向經濟學院捐贈1.5億元也是出於校友情誼？

張軍：對，我發現只要有一個很好的想法，校友們非常願意支持。

我上任後第一次向校長彙報工作就提出經濟學院需要一棟新的大樓，也想配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目標，建一個高端的國際金融學院。我還表達了尋求盧志強校友支持的想法，他是復旦大學的校董。校長很支持我，記得是2015年的3月，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操場上走路，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校長給我打電話，要我後天飛北京一起拜訪盧志強，並要我寫一個基本方案。

我寫了1頁多紙的提綱，列了大概9條想法。一是要成立復旦泛海國際金融學院，金融學科是經濟學院的強項，爲了更好的培養金融人才，服務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應該成立一個國際金融學院。第二，想新建一棟經濟學院大樓。第三，要成立經濟學院院董會、國際諮詢委員會。第四，要設立經濟學院的發展基金，等等。

上觀新聞：我記得您在發表“就職演說”時就說過，希望老樓邊上能有一棟新樓，用空中長廊連起來，現場還響起了笑聲和掌聲。

張軍：現在想想有點後怕，我只是一時衝動，那時候沒有跟人探討過可行性，還沒有來得及向學校領導彙報過，也根本不知道學校有沒有可二次開發的地塊，簡直就是癡人說夢啊。

上觀新聞：那怎麼就脫口而出了？

張軍：也許是羨慕嫉妒恨吧。我去過很多兄弟學院，我很注重那裏的硬件怎麼樣。發現有些學院硬件相當好，近乎一流，還有的在別處建了分院。硬件既是發展的結果，也對進一步的發展至關重要。別的不談，你去看看浦東的中歐國際商學院，一流的校園和硬件設施，這不重要嗎？建新樓是我的一個夢想，那時候王健林還沒說“小目標”呢，哈哈。

後來我想，既然這話已經說出去了，我就把這點寫進了方案中。盧志強對建校友會、設立基金、建樓的想法都表示支持。盧志強說：“你算算建樓要多大面積，匡算一下需要多少錢，我來出錢。”就這樣，2015年5月份泛海控股集團向復旦大學捐資1.5億元人民幣，用於經濟學院新大樓的建設以及國際金融學院的組建。

整個大樓項目的立項得到了我們學校書記校長的大力支持。在北京，校長親自站臺，我極爲感動。再後來，當時的朱之文書記親自帶領分管基建的副校長等來經濟學院調研，我陪他登上現在經濟學院的8樓，考察可能的建設地塊。現在項目進展順利，盧志強邀請了國際上7家設計事務所參與競標，最後紐約的一家方案得到了認可。

整個2015年，除了盧志強的鉅額捐贈之外，還有前面提到的校友捐贈了咖啡吧、花園、噴泉，另外還有兩位校友分別捐贈了2000萬元和1000萬元，擴大了我們發展基金的盤子。有了這些捐贈，我們不僅營造和改善了內部的小環境，而且也纔能有實力在這兩年加快引進高端人才和推進我們的補短板建設。

上觀新聞：經濟學院的校友60%以上的在金融行業工作，是不是你們學院的校友是復旦校友隊伍中資金最雄厚的一羣人？

張軍：對，我們的絕大多數校友應該是剛剛改革開放以後畢業的學生，現在金融界比較活躍的，正好就是這撥人。

從全國來講，據統計各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中我們經濟學院培養的數量最多。另外，前IMF副總裁朱民先生和前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教授都是我們經濟學院畢業的。在我們2015年舉行的首屆復旦首席經濟學院論壇上，吳敬璉先生在演講時也說過：“我也是首席經濟學家”，因爲他曾經做過中金的首席經濟學家。

這兩年，我們的全球校友會推出的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和經濟學院全球校友會的年會，在學界和業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兩個活動都由我們的校友們冠名贊助支持。

上觀新聞：現在教職員工的收入是不是也增加了？

張軍：我一再說，對學院來說，最重要的任務是培養學生。我們需要有一大批傑出的經濟學家和出色的教師，具備具有吸引力的教學與研究環境，這樣才能吸引到優秀的學生報考經濟學院。這幾個方面我們都在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結合泛海國際金融學院的建設，從2015年到現在，我們要結合學科建設大力提升海外優秀人才引進的力度。

在人才引進方面，我提出兩條腿走路，健全“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高端人才的引進機制。“一級市場”是指剛剛出爐的博士生首次進入的勞動力市場。我們每年1月到美國的經濟學會年會去招人。比如，今年1月份，我們收到了300多份申請，挑選了80多人到芝加哥面試，最後招入8人，平均年薪在40萬元以上。

我說的“二級市場”是指那些已經在其他大學或研究機構就職的傑出人才。根據學科發展的需求，我們每年也會瞄準一些在科研和成果上非常突出的學者，他們可以是教授或副教授，這部分人的年薪一般在60萬元-100萬元，個別情況下也可以更高。

當然，我們現有的教師隊伍包括行政後勤人員，也要根據績效和學院事業的發展深度不斷改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我現在深深體會到國外大學的校長或院長爲什麼要把籌款當作第一要務了。我就任院長後不久，有一次我在班子會上講，我期望兩年後學院的總收入能突破1個億，那樣的話，說明我們在教學、人才培養、科研、人才引進、國際化乃至行政後勤等各項事業上的投入力度已大幅度提升。

現在我很欣慰，我們在各項工作的投入都大幅度增長，尤其是用於學生培養、科研激勵和人才引進等方面。另外，我也給我們班子加壓，承諾教職員工的收入每年都能有明顯增長。到目前爲止，這兩個目標都實現了，說明我們班子很努力，算是實現了個“小目標”。

張軍在海外求學時照片

張軍在海外求學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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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個人轉變：“如果和社會格格不入，怎麼去改善這個社會？”

上觀新聞：您花大量時間在學院工作上，會影響個人研究嗎？

張軍：那肯定影響。但你得承認，這也同樣是很重要、很有意義的工作。而且既然做了這樣一件事，就要堅定信念，主動把工作做好。

對我個人來說，學術固然很重要，但到了我這個年齡，學術也不再意味着就考慮如何發表論文，還應該更多去做一些更深層次問題的思考。

我很清楚，學術對我來講，已經不完全是用發表論文多少來衡量的了。過去我有發論文的目標，做的是碎片化的具體研究，現在沒有發論文的壓力，也到了要超越碎片化研究的階段。做行政以後，影響的是我以前做碎片化研究的時間，不影響我思考和研究更深層次的大問題的興趣和熱情。

上觀新聞：什麼大問題？

張軍：說大問題也許會產生歧義，它是相對於細小問題而言的。比如說，以前做宏觀經濟研究，研究全要素生產率、經濟增長、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利率、匯率等這些非常具體的方面。現在我更希望站得有高度，思考這些東西之間的關聯。我現在更習慣於用這些關聯來考慮一些現象背後的機制。

比如，現在很多人、甚至普通人都相信我們國家的經濟這些年受到了資金脫實向虛的困擾。但我認爲這樣的看法還只是看到了更淺表的東西。如果可以站得再高一些，你會去思考虛實的劃分在概念上真有意義嗎？如果沒有意義，你看到的脫實向虛現象說不定是生產率增長源泉發生微妙變化的結果呢，只是我們可能還沒有充分理解這個變化而已。以前不太會想這些更有趣的問題，但現在會想。

以前我做局部化的碎片化研究時，跟大多數人一樣，各個板塊之間有一堵無形的牆，擋住了你的視野，而你也不在意，因爲這並不妨礙你寫出可以發表的論文。你如果能站得更高一些，越過了這些牆，你看到的就可能是不一樣的東西。過去看不到的關係，現在說不定就被發現了，這對我們理解現實的經濟更有幫助。

上觀新聞：您長期研究經濟，現在算是真的投入到火熱的經濟生活中，有什麼感覺？

張軍：這個倒蠻有意思，一個做經濟研究的人通常不太做經營，往往對具體操作不屑一顧，好像對實務性的操作也沒有太大興趣，也不見得有這個能力。

行政管理裏面包含了兩個層面，一是有理性的一面，你應該識別規律，遵循規律。但另一方面跟理性沒關，更多是情感層面的，是人際關係，需要協調各種關係，這時候就需要一定的技巧來應對。

在大學裏，教授來做院長不容易，尤其是當你真想做點追趕的事情時。我每天都會遇到新問題，有時候也覺得事情怎麼可以沒完沒了。好在學校的大領導和很多部門的領導對我還是很支持的。我記得爲了花園捐贈項目一事去找學校基建處的處長溝通，處長說我還從來沒有在辦公室接待過一個院長。出於這種感受，彼此理解和尊重，他們也會支持我的工作。

知識分子通常比較清高，但是做院長，有時候就不要把自己當成院長和知名學者。所以到目前爲止，好像我要做的事情都做成了，雖然也都不是一蹴而就。

所謂清高的知識分子，有時候也是可悲的。如果和社會格格不入，怎麼去改善這個社會？還是要和這個社會緊密聯繫。當初學校沒有實物捐贈的成文規定，但有了我們的案例，學校方面以後有類似實物捐贈的，都可參照經濟學院這套模式走，這就是改善啊。

我研究中國經濟改革這麼多年，大概知道中國做對了什麼。有的時候沒有制度，那就做事在先，回頭再去建立規範的制度；有的時候制度存在很久了，但這個制度讓你想幹的事成不了，你無法接受，但是隻要你覺得這個事情對發展大計重要，你就要想辦法去突破，最終能推動發展，也推動制度的改變。我們過去這樣的改革者太多了，沒有他們，中國不可能走到今天的發展水平。我自知自己不是改革者，也沒有這個能力，但我堅持不懈啊，我認準對學校、學院發展是有利的事情，就堅持，最終或許能辦成。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咖啡吧一角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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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經濟學家與政府關係：“很多受過很好訓練的經濟學家已經撕破了這張皮”

上觀新聞：你們這批上世紀80年代湧現出的經濟學家和政府的關係比較密切，您也多次參與上海和全國的一些決策諮詢活動，還應邀出席過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座談會。您最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張軍：第一次見的市領導是汪道涵，那時候我剛剛研究生畢業。他喜歡讀書，有一次讀了好幾本經濟學的書之後，他想找幾個年輕人聊一聊，就把我也叫去了。我記得他當時的辦公室在外灘市政府，現在的浦發銀行，一樓的一個角落裏，他穿着一雙布鞋，看起來非常隨意。我們交流讀書心得，談論對經濟改革的理解，想到什麼聊什麼，氛圍非常好。我是參與者中最年輕的學者。

後來徐匡迪任上海市市長時，我除了在決策諮詢會議見到他之外，每年小年夜他都邀請我們去市政府喫飯聊天，持續了多年。十多個人圍坐着喫飯聊天，也非常輕鬆。

再後來，我受聘擔任上海市委決策諮詢委員會的委員，韓正書記親自爲我們頒發證書。我還是民進中央的特邀諮詢研究員，嚴雋琪主席爲我頒發了聘書。另外，我還與國務院參事室保持着密切的關係。

上觀新聞：回想上世紀80年代時，經濟學家爲政府出謀劃策的參與性很強，但現在經濟學家的影響力似乎沒有那麼大了？

張軍：你說的是對政府或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吧？上世紀80年代的經濟學家，無論是知識結構，還是分析能力，和今天的年輕經濟學家肯定不能比。在上世紀80年代活躍的經濟學家參與的並不是決策，更不是經濟的操盤手，而更多地是引領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講，儘管在那時候很多人在思想界很活躍，但跟當時的經濟治理之間，還是隔了一張皮。

到90年代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了。相當一批在80年代思想非常活躍的經濟學家已經撕破了這張皮，直接參與到經濟的運行中了。比如央行、證監會、外管局的領導都是曾經的經濟學家，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易綱、方星海都是經濟學家。

除了這批做了領導的經濟學家，我們畢竟還有學院派的經濟學家，這是絕大多數。現在學院派的經濟學家中，年輕人越來越多，這些人在大學裏教書做研究，跟政府本身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現在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這個年輕隊伍的主要任務是做更純粹的經濟研究和發表高質量的研究論文。

我們不能急功近利，這些學院派的年輕學者正是中國經濟學領域的中堅力量，即使眼下好像跟我們的政策或決策離開得比較遠。好在我們還有一部分經濟學家已經轉向了政策研究和諮政服務，這撥人一部分來自學院派的資深經濟學家的隊伍，一部分本來就在智庫型機構，比如社科院或黨校等。

從前籠統地說就是一撥人，現在分成了三撥人。國際上也是如此。

上觀新聞：您覺得現在做經濟研究和以前有些什麼不一樣？

張軍：其實我一直關注和研究改革後時期的中國經濟，這個至今沒有太大變化。因爲研究中國經濟，所以我必須近距離觀察和熟悉我們的經濟運行。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到現在，都是這樣。我記得我剛剛留校工作就積極參與了市經委主辦的國有企業改革的調研活動，我們去了當時的紡織局、機電局、儀表局、輕工局，見識了好多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有些是非常優秀的企業家。比如上海白貓的老總，我們現在還有聯繫，還有上海刀片廠的廠長，最近我們又聯繫上了。

那個時候大家都很淳樸，還組織有關的人員跟你座談。現在去企業，可能根本見不到董事長、總經理。

（上世紀90年代初張軍參加國有企業改革課題組時合影，後排中間的兩位分別是上海刀片廠廠長和上海白貓的老總，後排右三爲張軍）

 

上觀新聞：這樣看來，您這一代的經濟學家可能是唯一一批兼顧學術和實操的經濟學家了。

張軍：我覺得這取決於你做什麼研究，研究什麼問題。我做中國經濟研究，當然需要更多瞭解這個經濟，瞭解這個經濟並不要求你一定要去做操盤手。現在很多年輕學者並不研究中國經濟，而是研究美國的問題，或者研究純理論問題，那就不一樣了。

我自己指導的研究生們大多數也選擇中國經濟作爲研究對象，但他們不像我們那時候有更多的機會和耐心觀察真實的經濟，感受就差很多，往往是基於他人的研究文獻或數據來做研究。這是個問題，但我認爲這也是可以逐步改變的。